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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科斯对经济学的颠覆


时间:2013-10-31 打印 文字大小: | |

我研究科斯,是受杨小凯、周其仁、张五常和盛洪的激励。我中科大文革中毕业,先当了5年铁路工人,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的热核聚变实验,留美转做非平衡物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理论,四十岁才专心在物理系研究经济近20年,然后回北大教复杂经济学。

我读科斯的文章,犹如读安徒生童话。以理想资本主义的眼光观察真实世界,在亚当·斯密之后,只有科斯了。马尔萨斯、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我熟悉的萨缪尔逊和罗斯托,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了解,都比科斯复杂的多。经历过两次大战、大萧条、和2008金融危机,还对资本主义如此充满信心的理想家,实在难得。我见过不少理想社会主义者。见过理想资本主义者如科斯这般可爱的人,也只有张五常有点相似。听张五常讲科斯故事,读科斯百岁答词,让我想起先师普里戈金对我常常引用的,英国数学与哲学家怀德海的话:“思想的碰撞不是灾难,而是机会。”

科学理论需要抽象,做科学抽象的人,多半是理想家或者梦想家。科学和童话、宗教、与神话的差别在实验检验。检验成立被称为科学,否定则被人遗忘,待定或存疑被称为假说。科学和市场一样竞争激烈。但是科学和市场的游戏规则不同。市场竞争,钱多者胜,或者市场份额大赢家通吃。虽然微软的操作系统毛病百出,但是先占了市场,“路径依赖”,挡住了后来更优的竞争者。所以,许多人对达尔文的理解是错误的,不是“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而是“物尽天择,适者生存”。

科斯是提出问题的人

科学发展的生命周期,是观察-问题-假设-检验。我认为科斯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科学史上的经验表明,提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斯去世引发的媒体报道之盛,我的记忆中只有弗里德曼和萨缪尔逊可以比美。科斯问题引发的争议,比不上马尔萨斯,也可比凯恩斯与海耶克。科学有争议才有新意。中国人的学风害怕争议,对长者喜欢歌功颂德,缺乏批判思维,这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落后于英国和德国的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的发源在意大利城邦和尼德兰,英国在亚当-斯密之后铺开的工业革命才创造了现代经济。美国的贡献是发展了规模生产。奇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只关心大规模生产以前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和均衡。科斯的企业理论,是从观察通用汽车公司的案例开始。科斯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他的猜测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观察来自于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马尔萨斯注意到市场规模受限于自然资源,对人口增长必然有约束,启发达尔文提出生物演化论。达尔文又影响了马克思。科斯是英国人。我不明白科斯问题为何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没有对话。亚当-斯密讨论劳动分工,企业是劳动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尔萨斯讨论资源限制,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市场规模,必然对企业的大小、形态、结构、战略产生影响。

如果邀请达尔文做跨学科研究,像马歇尔希望的那样,把生物学视角而非力学视角引入经济学,应该对企业类型先分类,再看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但是科斯只接受了伦敦商学院的传统,固执研究交易成本一个变量,企图确定企业边界,就带来种种困惑。张五常问科斯,一个花农,用养蜂人的蜜蜂给花授粉,是否算企业?科斯不能答。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汽车大厂可以拆分或并购部件厂,铁路、核反应堆、和宇航飞船如何用拆分和交易的办法进行劳动分工?经济学有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问题,复杂科学有简单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低等动物蚯蚓刀分两段,两段皆可活。高等动物把人腰斩就死了,就算做现代外科手术缝合也不能活。科斯常常抱怨世人误解他的思想,却没搞清误解发生之源。

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是从微观的会计角度看经济组织。张五常受科斯启发,却又颠覆了科斯,提出“制度成本”概念,是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发现“中国经济制度”的“县级竞争”与西方的市场模式不同。张五常从自己的观察走到达尔文的视角。科斯的可爱之处,是对张五常大加赞赏,而非恼羞成怒。这是中国的学长们要好好学习的了。

社会经济冲突的化解

科斯的第二个贡献,是认为社会经济冲突可以用双方自愿交易来化解,前提是产权可以界定和交易。其应用的著名案例,就是拍卖广播频道,和污染权的交易。科斯在中国爆得大名,是张五常介绍香港的拍卖土地使用权的经验,解决了中国的基础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问题,才能吸引大批外资企业到中国落户。中国也得以避免拉美、苏东、和东南亚的外债危机,保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权。但是,科斯1960年的社会成本一文,在实践和理论上,引发更多的争议和问题,是科斯成名的原因。

科斯为人低调,得了诺奖却强调自己没有发明新的理论,只是把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引入制度分析。但是,经典的价格均衡,要求无数的竞争者,才有“看不见的手”。萨缪尔逊指出,两人博弈有无穷解,不可能有均衡解。科斯的答辩从均衡论改宗为演化论,说不愿意交易的人是不能生存的。我以为科斯错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夫和牧民的矛盾象征就是长城。至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别说两方交易,有第三方斡旋也不成,始终是用武力而非金钱谈判。中国的征地和污染问题,涉及的谈判对象是一与多。土地拍卖,没有均衡价,拆迁成本越来越高,基建速度越来越慢。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开始挤出实业。全盘私有化的东欧、南欧的问题远比中国严重。英国前任交通部长告诉我,英国必须学中国修高速铁路,但是英国又很难学中国,因为英国的产权制度保护既得利益,很难调整产业结构。

科斯和王宁对中国改革是“边缘革命”的观察,有点类似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见解。只是东欧前苏联的改革,直接攻入工业化的核心,但是经济损失竟然高于二次大战,不知如何解释?科斯已经仙逝,期待王宁的《变革中国》续集有所发展。

对边际成本定价和垄断概念的突破

我对科斯的贡献评价,远比科斯本人为高。科斯还有两个理论贡献(注意:不是经验观察),西方学界少有人推崇,我读到是大喜过望。其一是突破边际成本定价。新古典价格论的基础是边际成本定价。弗里德曼发现没有边际定价的经验证据,但是没有替代理论。科斯1946年提出的多阶段定价不但可以在实践应用,而且可以更新价格理论。可惜美国经济学的学术市场反应平淡。其二是突破垄断概念。科斯1972年的文章争辩说,耐用消费品的垄断,也有竞争。可惜科斯没有给出数学证明,后人用博弈论跟进的结果,有赞成有反对,经验观察的结果也不一致。科斯后来自己的文章选集竟然把这2篇闪光大作弃之不收,回忆录也鲜有着笔。是科斯自己改变初衷,还是迫于学术市场压力,不得而知。

科斯的思想市场与中国经济学人

科斯百岁之时鼓吹“思想市场”,我不以为然。出版业当然有市场。但是科学思想的检验是少数精英依据实验的选择过程,既非用钱投票,也非按人头投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如非普朗克慧眼识珠,要走美国的市场销售路线,匿名审稿过程,或文章引用排名,都是必死无疑。科斯思想让世人莫名其妙,很大程度是科斯的营销策略造成的。Kitch1983年文章描写了芝加哥学派如何形成的过程。科斯不承认芝加哥学派对他的影响。科斯自己说,他初到芝加哥,见大家(应该指后来发明“科斯定理”的斯蒂格勒)忙于研究反垄断问题,他争议说垄断也有竞争,但是芝加哥没人听他。后来他把1960年的文章标题,借用了奈特的“社会成本”概念,大家立刻就接受了,至少是从奈特的角度理解科斯。然而科斯嘲笑听众的智力不够,因为他在文章内再也不提社会成本的概念。我认为科斯逻辑上是对的。如果双方交易可以解决冲突,连仲裁或法庭都不需要,哪里还有社会和国家?历史是否如此,后面再谈。

周其仁在他纪念科斯的文章里宣称,价格论加上交易成本可以解释政府和国家。我猜他要么没有读懂科斯,要么采用科斯的营销策略。科斯的理想资本主义是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所有生命体都要消耗能量,排出废热(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物理学叫熵)。没有摩擦力,也没有相互作用的系统,物理学叫理想气体。生命现象产生于凝聚态,比固体、液体还要复杂。自由粒子自由碰撞,连组织都没有,还有什么企业和市场?以摩擦力比喻交易成本,不仅不了解非平衡物理学,也不了解生物学。如此观念,比马歇尔对经济的了解还差。周其仁如能发明新政府论、新国家论,只能称周其仁模型,或后科斯模型,不可能是科斯理论的一部分。

许成钢把科斯比为普朗克和牛顿,对科斯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对经济思想史的简化令人惊讶。把牛顿世界观引入经济学的是马歇尔的供求平衡。可惜需求和供给两个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隐变量,不像牛顿方程两边的力和动量的改变都可以直接观察,所以新古典经济学至多是前牛顿力学,如何又到了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科斯观察的真实世界,只有奈特的一小半,即没有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也就没有利润,才会有假设的交易成本等于组织成本。我要把奈特思想引入企业理论,必然发现企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企业家创新要冒不可预测的风险,成本考虑是次要因素,对远景的前瞻和对环境变化的应变,才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许成钢对科斯的评价,忘记了奈特、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贡献,可谓“目中无史”。许成钢自己对M型组织的研究,和张五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无张五常规范变革的雄心,实为可惜。凯恩斯尚知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的差别,以此推进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许成钢之父许良英是翻译爱因斯坦的专家。许成钢应当比凯恩斯更容易理解爱因斯坦对经济学的启发。

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

我认为科斯的最大的颠覆性贡献,不是发现企业的边界,而是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科斯毕生信仰的价格供求理论,前提是完全竞争才有价格均衡解。科斯把价格论的思维用于企业和制度的分析,断言双方产权交易,无需第三方中介,在交易成本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也有均衡解,在交易成本高的情况下也必定有解(是否次优难以判断),完全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也颠覆了斯密、马尔萨斯、奈特、熊彼特、哈耶克和凯恩斯。

是否存在“政治科斯定理”?

在中国学子的诸多纪念文章中,只有姚洋注意到,科斯在一个抽象和纯粹的环境中研究非市场交易的过程(我称之为“科斯童话”的原因),其假设对社会科学提出基本挑战。麻省理工学院阿西莫格鲁质疑是否存在一个“政治科斯定理”?假如存在,中东危机应该很快过去,中国未来转型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会大增。如果不存在,邓小平所抓住的和平发展机遇,至少可以延续20年。政治科斯定理是可以由历史与实验分别检验的。

张五常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市场的兼容问题,包括中国人喜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人可以理解的“红色资本主义”的兼容问题。张五常对科斯规范的研究,发现科斯理论隐含消费和投资的对称性,我拍案叫绝。张五常启发斯蒂格利茨提出信息不对称,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弱点。张五常的科斯对称论,启发我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和演化经济学的起点。张五常是典型中国君子的高风亮节,宣传产权却不计较自己的知识产权,把自己的贡献戴上科斯的桂冠,以报答科斯的知遇之恩。我是旁观者清的物理学家,要解释中国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必须点明哪些是“科斯童话”(或者“科斯理想”),那些是“张五常洞见”。我将另写专文,当然文责自负。

科斯生前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在英国美国之后,总结中国经验,主导下一代经济学。中国学子们感动的涕泪交流。我对中国目前的学风能否实现科斯期望深为忧虑。牛顿有言,他能比别人看的远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我的理解,就是要从巨人的问题出发,理解巨人的成就和局限,用新的方法解决巨人留下的难题。如果跪在巨人脚下顶礼膜拜,虽然心诚意正,只怕难以实现巨人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