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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信托之路


时间:2012-05-20 打印 文字大小: | |

一、国内公益信托发展环境

(一)国内经济腾飞与公益事业需求

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逐渐褪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首先从此阴霾中走出,再一次步入了发展的快速通道。自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蔓延的形势下前三季度GDP依旧达到人民币320,692亿元,保持同比9.4%的增长[1]。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成熟度已达到了新的高度。

分析可见,中国目前的GDP相当于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2],此亦是美国第二次慈善浪潮时期的开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网络化、数字化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比尔·盖茨、索罗斯和巴菲特为代表的知识经济下新兴富豪在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公益事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及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期望,进而成立各类公益基金会,在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掀起了第二次慈善浪潮。而当今中国同样走到了公益事业发展的路口,拥有超过15万亿可投资资产的50余万高净值人士[3]也面临着专业化公益事业的需求。国家经济的发展及社会财富的积累,都已为国内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二)国内公益事业发展现状

然而,在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下,国内尚需救助的弱势群体仍然庞大,公益事业的整体规模、资金增值、运作管理等方面的发展也任重道远。

1、公益事业开展不足

据统计,我国除每年有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以外,还有5,7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8,200万残疾人以及1.13亿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各种形式的公益救助。国内尚需救助群体的庞大体量,决定了我国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发展、完善社会公益事业的必要性。

而另一方面,国内工商注册登记超过1,000万家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到10万家,99%的企业并未参与过公益捐赠[4]。我国各类基金会1,800多个,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500亿元人民币,仅为GDP的0.01%;国内公益法人掌握的公益资金也仅占GDP的0.1%~0.2%。相较而言,美国各类基金会达到12万家,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共有160多万个,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达到2.2%,慈善机构掌控的公益资金占到了GDP的7%以上,远超国内水平。[5]

国内公益救助、资金需求的庞大体量与社会公益开展的不全面、捐赠募集的不足,共同导致了公益事业的缺口。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完善、慈善机构运作的透明度等问题也进一步恶化了其发展前景。

2、慈善机构管理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

(1)公益机构运作管理

  剖析国内公益事业的开展,除公众对公益事业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低以外,其主要症结在于公益机构运作管理本身。

首先,目前单纯基金会体系存在管理瑕疵。国内公益事业的管理以基金会体系为主,基金会对明确捐赠财产权属,约定资金使用等方面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内基金会普遍存在基金管理不利,资金监管不严的情况。个别基金会整体架构繁冗不清,而现有法律对其各种活动也缺乏实质有效的监控,这两者不但造成基金会本身运营成本的高昂,甚至催生了贪污或挪用基金资金的行为。今年“郭美美”事件的全国舆论聚焦,在又一次暴露我国公益事业组织模式和结构缺陷的同时,也直接重创了社会公益捐赠量。

其次,现有公益机构信息公开成效不足。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在线调查显示,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而对于基本信息、内部管理信息的关注比例分别为44%和36%。[6]

  

图1: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公开信息内容的关注度

可以说,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能够对慈善组织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并特别关注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使用效果以及慈善组织财务的相关信息。而事实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却与公众的期望不符。据统计,在全国慈善组织透明指数的4个一级指标中,基本信息一项的整体透明指数最高,为3.31,而财务信息一项的整体透明指数最低,仅为1.52。[7]

  

  

  

  

  

  

  

  

  

  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需求与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间的矛盾,也直接造成了民众对慈善组织实际运作的质疑及对自身托付款物处理的不满。如成龙、李连杰等亲自押运物资进灾区的事件也折射出国内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此外,信息披露所需人力物力投入不足、信息披露统一标准缺乏、信息披露平台及有效评估手段或缺,都对实际公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值得社会关注提升。

  (2)公益资金增值保值

  近年来,随着国内严格信贷政策下各行业的资金日益紧张,“现金为王”的资金观念已融入到整个社会金融体系。但相较而言,公益基金的投资领域虽无法律禁止性条款,但各大基金会所持资金基本以银行存款为主,无法真正有效地进行资金保值增值。相对国内公司资金增值的困境,公众体系较为成熟的海外公益基金运作则相对有效。如美国福特基金会、约翰和凯瑟琳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则通过“使命投资”等多种途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放贷款和进行风险投资,以实现合理增值。

  从管理框架看,国内基金会的成员大多是社会知名人士和文化人士,没有丰富的理财经验,在管理和资金运用方面缺乏科学性的指导,确实也难以实现投资增值方面的绝对需求。对捐款流转的要求,对投资利益归属的疑虑,对资金投向的不认同等众多因素的存在,也致使公众对公益基金投资的反感[8],进一步加剧了公益资金的“间接贬值”。

  事实上,当今国内经济形势下,无法实现公益资金的增值保值,仅仅单纯依靠新增捐款的“坐吃山空”行为,本是对受益人和捐赠人利益的损害。

  (3)相关政策配套

  在政策配套方面,国内“财团法人”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确立。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应为平行概念,但国内现行法律没有财团法人,只有“非营利法人”,以至很多概念都尚未明确。如公益性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地位问题、公益慈善组织的独立性问题等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无法跳出政府的行政管理框架,从根本上落实它们的法人地位。而此,正是公益机构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此外,国内捐款退税的诸多制度也尚未健全,普通企业与个人捐款还存在可见与隐形的两大成本——捐赠税收负担及繁琐退税程序。《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个人捐赠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可以抵扣退税。[9]与之相比,香港的“缴税线”放宽到35%,美国的放宽到50%。此外,《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只有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的部分不能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抵减额,要一次性再缴25%的所得税。[10]退税的起点与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壁垒。另一方面,繁琐的退税程序也阻止了退税的合理进行。据上海交大教育发展基金会2010年调查,200个捐赠企业或个人中仅有5人办理了抵扣退税,而这仅剩的8.1%中又有近90%的人由于手续繁琐而放弃了退税。

  国内公益事业的发展,在追求主观宣传及规范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应加快相关优惠制度及法规的制定,落实推动公益发展的奖励措施,从利益本质层面促进公众的公益意识。

  

  二、成熟公民体系下公益信托运作

  (一)美国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法律地位的确立源于1601年英国议会《慈善用益法》,而美国在英美法系下的成熟公民体系也孕育了其特有的公益信托制度。

  1、信托设立与运作

  英美法系对公益信托普遍实行事后登记制度。即在美国,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在信托设立后一定期限,向检察长申请登记,由各州检察长监督。其中,登记并非公益信托的成立要件,并不影响信托的有效成立,其意义主要体现为确认和证明的效力以及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

  在美国设立公益信托有两种途径,一是财产所有人通过合同或遗嘱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公益目的而持有财产,这是公益信托设立的一般方式。二是宣言信托,即财产所有人宣称自己将为公益目的持有自己的一定财产,其特点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为同一人,但此较为罕见。

  最常见的美国公益信托模式为公益余额信托,即设立一个信托,并且把想捐赠给某个慈善机构的财产转入其中。该慈善机构作为信托的受托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或者投资,使之产生收益。慈善机构在特定的年份里,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一部分收益支付给设立人,并在信托文件中指明支付的期限。在期限终止后,财产就直接转给慈善机构。公益余额信托是不可撤销的,但受益人可以随时更改公益受益人。此模式的界定,也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公益信托的目的性与灵活性。

  

图4:美国公益信托模式

  2、政策配套

  美国联邦税务法规定,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的公益法人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美国公益信托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1)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可免交所得税;(2)公益信托财产为土地、房产时,免征土地税和财产税;(3)设立公益信托,委托人可享有税收减免。

  上述公益余额信托在联邦税法上被认为是在遗产之外,因此其减少了应税遗产的总额。通过每年的赠与额或者统一抵税额可以实现免税,而对于赠给慈善机构的价值,则可按超过五年的所得税扣除。

  此外,美国高税率的遗产税也起到了鼓励和促使富人在其死后将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作用。为此,很多美国人在生前即开始筹划,设计方案使自己的财产保持死后低于150万美元的遗产税起征点,如赠送给亲友、捐给慈善机构、设立公益信托或遗嘱信托等,从而避免或缓交遗产税。

  (二)台湾财团法人

  对于大陆法系的地区而言,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都基本沿承了英美法系的公益信托原则,并设置财团法人为主体,以实现其公益目的及社会机能。

  1、财团法人运作

  大陆法系按法人的成立基础将其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不同于前者“人的集合体”,财团法人作为以财产集合为基础而设立的法人,是财产集合体。在公益信托并不具备独立主体资格的情况下,财团法人因捐助行为而设立,成为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并对所捐赠的财产享有所有权。

  在公益事业运作上,财团法人的组织较为严密,营运较为独立。其须设立董事会或理事会为执行事务的机关,并且具备专门决策程序的规定。财团法人的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在权限范围内所为行为的法律效果,都直接归属于法人;而法人对于上述之人因执行职务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也与该行为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图5:台湾财团法人模式

  2、审批制度

  考虑到反射利益的监督,优惠政策的控制及大陆法系地区公益事业制度发展的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全面,台湾等皆实行了审批制度。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即负责主管有关公益目的事业的政府有关部门,对财团法人的设立进行事前审批,并向法院登记。

  此外,台湾地区对财团法人的运作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相关财团法人出现违反设立许可条件、违反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监管命令或者其他有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及长期不作为时,公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可以撤销许可或给予其他的必要处分。

  审批制度的确立对明确财产公益目的、监管资金使用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也相对限制了相关财产规定的适用范围,增加了设立财团法人的难度,对公益事业的  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公益信托与财团法人模式比较

  综合比较英美法系的公益信托与大陆法系的财团法人模式,两者在设立方式、法律地位、运作灵活性、内部治理结构及适用对象方面具有差异,主要归纳如下:

项目

公益信托

财团法人

法律渊源

信托法

民法

权利主体

非权利主体

具有人格的权利主体

成立方式

信托契约或遗嘱

捐助章程或遗嘱

特殊成立方式

宣言信托

设立

直接设立,并向检察长申请登记

公益事业主管机关事前审批许可,再向法院登记法人

财产独立性

信托财产独立性

财团法人拥有财产权利

财产所有权归属

受托人

财团法人

专职人员及固定办公场所

不需要

需要

资金使用方式

本金和孳息皆可使用

只能使用孳息从事公益

公益执行人

受托人

法人自身

免税比例限制

无比例限制规定

和创设目的有关的支出,不低于孳息与经常性收入的70%

存续期间

可约定一定存续期间

成立后不得任意解散

表1:公益信托与财团法人模式对照

三、公益信托助推公益事业发展

(一)国内公益信托模式

介于我国目前公益信托事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公益信托的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在总结成熟公民体系公益事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公益信托发展之路。设想集合英美法系下公益信托的灵活性与大陆法系下财团法人的严谨性,在公益信托的发起设立、公益信托财产的运作管理等方面进行优势整合,共同推动中国公益信托的迅速发展。

国内类公益信托性质的北京国投“同心慈善1号新股申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信信托“中信开行爱心信托”,公益信托性质的西安信托“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等均已为国内公益信托的发展提供了先行的经验。设计考虑分步的国内公益信托发展模式,即首先初步试点“公益友好信托”,再全面推开由基金会与信托公司合作的公益信托。

1、“公益友好信托”

“公益友好信托”模式,即带有公益行为的私益信托。在目前公益事业实际发展有限、公众公益意识欠缺的情况下,可先行试点私益信托的收益捐赠。在设计相关信托产品结构时,可借鉴一些企业的捐赠方案,加入收益部分的公益分配条款,按比例运用于公益事业。投资者方面,如对普通固定收益产品,提取信托实际收益的5%~10%(总规模的0.5%~1%)作为公益基金;如对浮动收益产品,设定超额收益标准,提取10%~20%超额收益部分作为公益基金。信托公司方面,也可同样提取固定管理费比例部分或对主动管理产品实行如“2-19-2”模式,利用与交易对手的相关对赌条款,实现公益基金的积累。

  

图6:“公益友好信托”模式收益分配

公益基金可加入信托公司特别设立的公益信托或以受托人名义直接捐赠相关公益组织,以实现公益事业目的。作为产品的亮点,“公益友好信托”模式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也为扩大高净值人士公益捐赠、宣传公益事业提供了着实的方案,在目前的投资环境中具有一定优势。

2、公益信托模式

在通过“公益友好信托”模式提高社会公众公益意识后,即可全面推开由基金会与信托公司合作,由信托公司主导的公益信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接受公益信托”[11],这已为信托公司的受托人资格提供了法律基础。基金会将财产或个人、企业将捐赠资金直接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由信托公司明确公益目的,发挥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专业优势,严格信托财产的使用管理,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并明确信托财产管理情况披露,从而保护受益人和捐赠人的利益。公益信托亦应是国内信托公司在未来展现专业能力,证明自身金融支柱价值的侧重点。

在监管方面,随国内公益信托的发展,可先行实行审批制度进行规范准入,并设立监察人监督核实资金用途,明确公益信托开展细节。待相关实施细则、标准明晰后,公益信托可逐步实现向登记制的过度,并最终采用市场化的选择,对各公益信托计划进行更为灵活有效的潜在监督。政策配套方面,在完善公益信托相关免税(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的同时,亦可给予公益信托保值、增值等投资行为一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鼓励公益信托的有序发展。

在现有国情下,投资者利益与公益目的并举依旧为公益信托发展的指向,将公益性质和非公益性质结合起来的信托在实践中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对信托产品的设计,灵活地改变产品结构来吸引各阶层的投资者,将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与实现公益目的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共同实现的双赢打开通道。

(二)公益信托模式特点的公益发展作用

1、严密结构

信托公司的公益信托业务以信托产品形式设立,采用契约式约定,通过公示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等较为成熟的方式进行。其明确约定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避免了基金会作为受托人产生的定性模糊及未签订契约合同等现实问题。《信托法》对信托资产隔离的强调,即对公益财产“第三种财产”的明确界定;对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即公益信托原始目的的最优保障等均为公益信托的开展提供了恰当的展业体系。公益信托的严密治理结构也将对规范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2、专业管理

作为金融持牌机构,信托公司与现有基金会相比有更严密的组织管理结构和监管体系。信托法规本身也已对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提出了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及监管要求,包括年度、季度信托事务处理报告、信托终止后的终止报告和清算报告等。坐拥更为严密的财务系统和更为可信的信息披露能力,信托公司有能力成为合格的公益资金受托人,杜绝类似“郭美美”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国内信托业务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信托公司的综合实力升级,部分信托公司也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运作水平,为开展公益信托业务做好了准备。

3、合理增值

作为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信托公司的投资能力毋庸置疑。其本身对投资风险的评估能力与规避措施的设置也将更好地为公益信托设计相对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案,合理实现公益资金的增值,真正对投资者/捐赠者的“所托”负责。

  

四、总结

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公益事业需求提高的现状下,“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已不应是单纯为个人、为机构理财获利的简单描述,还应是受社会之托,受政府之托、受公益机构之托、受公益捐款个人、组织之托,以社会公益推动效应最大化为目的,为公益事业发展进行规范、高效地理财。信托公司应以其成熟的信托治理体系,倚靠严密的运作制度及财务系统,发挥灵活实效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能力,在社会公益方面担起金融机构应尽的职责。公益信托的发展之路,已在脚下。

  


[1]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10月18日公布经济数据

[2]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

[3]《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4]中华慈善总会披露数据

[5]中国社科院2010年《慈善蓝皮书》

[6]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7]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8]搜狐了网上调查《你的善款愿意被投资吗?》,有2,811人参与,超过76%的网友反对基金会对资产进行增值保值行为

[9]《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

[10]《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

[11]《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