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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益信托的税法扶持与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时间:2012-01-08 打印 文字大小: | |

引言

当今世界日益成为贝克所言的“文明风险全球化”的世界,所有困扰各国人民的重大问题,都正在转化为威胁全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危险。例如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污染加剧、金融危机施虐、电脑病毒感染、爱滋蔓延失控、恶性交通事故阴霾不散……过去具有偶然性、随机性的风险已成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灾害救济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笔者注意到公益信托法律构架在帮助民间救灾资金输送到灾区需求者的手中起到导管性的关键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不充分利用这一法律工具的制度优势,以最小成本收到最大的社会效益。从“5·12汶川地震“到“青海玉树”,我国信托公司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带有公益性质的信托业务,例如西安信托与百瑞信托推出了赈灾产品支援灾区教育事业的信托产品,中铁信托推出了“中铁·爱心(助学)系列信托”产品。然而由于公益信托税法扶持措施的缺失,使得公益信托的制度优势难以充分发挥。那么,设立公益信托从事灾害救济的优势何在?美国运行良好的公益信托制度中税法承担着何种角色?如何构建我国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制度并防范其优惠滥用?笔者将在下文中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税法扶持的必然性与规制的必要性

我国《信托法》第60条也规定:“为救济贫困、救助灾民、扶助残疾人、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等公共利益目的之一而设立的信托是公益信托。”

首先,公益信托的公益目的及其灾害救济的制度优势使其享有税收优惠成为必然

信托通常分为私益信托与公益信托两大类型,其主要区别在于信托所谋求的是私人还是公共利益。与私益信托不同,公益信托以社会公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增进了民众的共同福利,不仅帮助政府履行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职能,也节省了国家公益事业支出的行政费用。因而,各国税法都将之列入税收优惠的行列。

公益信托用于抗灾救灾的制度优势也使其受到不少国家税收优惠的青睐。救灾工作开展的前提是充足、长期的资金支持。救灾资金的来源通常包括政府财政拨付、借助市场化手段筹集以及社会捐助。而长期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远远不够[1],市场化的巨灾保险也往往具有应急的性质,这样,社会捐助这一社会化的手段越来越成为抗灾救灾资金筹措的重要渠道。

各国进行公益救灾捐助的主要方式有设立民间基金会或私人慈善机构以及公益信托。与设立民间基金会和私人慈善机构两种形式相比,公益信托具有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一是设立成本低,具有灵活性。公益信托没有起始资金的限制,只要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即可,更有利于吸纳社会上闲散资金从事公益事业。二是运营成本低,管理效率高。公益信托不属于法人,自身没有常设机构,其管理由专业受托机构负责,通常每年仅向受托机构支付公益信托财产总额1%甚至更低的管理费,无需支付其他额外成本。三是有利于公益财产的保值增值。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多为具有丰富经验的理财专家或经营机构,可以根据公益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一般只能用于存款、购买国债或小比例投资于市场风险低的金融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公益信托财产的安全和增值。四是更为科学合理的监督体系。公益信托受到委托人、信托监察人等信托关系当事人的内部监督,加上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税务机构对公益信托在登记、运行以及终止阶段的全程外部监管,使得公益信托受到全面充分的多方位监管,有效的监督保障了公益信托的良好运行。正因为公益信托制度是吸收民众参与救灾、济贫、投身公益事业的有效载体,因而其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例。[2]

其次,防止税收优惠滥用的目的又使得公益信托灾害救济成为税法规制的对象

事物总是存在对立的两面,殊不知,赋予公益信托诸多税收优惠的负面效应就是滥用公益信托来规避税收。公益信托救灾赈灾享受税收优惠的鼓励,易使委托人、受托人产生利用其规避税负、偷逃税收的动机。比如公司捐赠人利用设立公益信托的公益捐赠可享受公司所得税税前抵扣的优惠,名义上将捐赠用于公益目的,事实上却为了自身经营目的的需要[3];或者担任受托人的信托投资公司利用公益信托的免税资格从事与公益职能无关的投资活动,免于就其所得缴纳相应税收,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抑或受托人向受益人发放救助金的过程中,利用救济金免纳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使内部人或特殊关系人获得不正当利益。更有甚者,一些委托人、受托人假借公益之名谋取个人私益,相应的税负自然被转嫁到其他遵纪守法的纳税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平。上述公益信托滥用税收优惠的行为,有违税收减免的初衷。因而需要法律加以规制。

综上所述,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对于公益信托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公益信托制度的良好运行又离不开法律的规制与引导。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美国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的税收优惠与滥用防范制度

美国税法上针对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联邦税法层面,税收优惠除了针对捐赠财产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以外,对公益信托本身也都规定了大幅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内税收法典》§170(a)及(b)项,若是自然人捐赠,最高可达经过调整后总收入的50%的个人所得税应税额扣除;若是公司捐赠,则可在公司应税所得5%的范围内准予扣除,超过最高减免额的部分可向以后的纳税年度结转。在营运阶段,信托财产所生孳息,无论是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都用于公益,就都全额免税。[5]同时还存在土地税、财产税、事业保障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防范公益信托税收优惠滥用方面,美国在税法中设立了独具特色的“禁止私人受益原则”,并在公益信托救灾赈灾的监督中得以贯彻。

其一,“禁止私人受益原则”在美国税法中的体现

所谓“禁止私人受益原则”,源自1859年英国信托法上的Ashton’sCharity一案。[4]信托法禁止公益信托向受益人过度分配利益,以确保公益信托目的的公益性,此即公益信托的禁止私人受益原则(thebaragainst“privatebenefit”doctrine)。[6]美国法的独特之处在于:禁止私人受益的规定更充分地体现在《国内税收法典》及税收实施条例中。根据《国内税收法典》§501(c)(3)规定,“私人股东或个人均不能从慈善组织的任何净收益中获益”。税法实施条例则细化了此条,规定慈善组织的实际运营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私人利益”。[5]这样英国信托法上禁止公益信托受益人获取超额私人利益的规定演变为税法规制慈善组织的“利益分配禁止”(TheInurementBan)原则。该原则从狭义上看,就是阻止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慈善组织内部人员从组织中获取不正当利益;从广义上看,则是免税的慈善组织不可以向任何私人团体或个人,包括组织的外部人员,提供过多的利益。这在1989年的AmericanCampaignAcademy与CommissionerofInternalRevenue一案中得到了法院的阐明。[6]著名的波斯纳法官则在1999年的UnitedCancerCouncil,Inc.v.Commissioner一案中更明确地指出,禁止私人受益原则提供了一种“运用税法处理慈善组织虽然未向内部人分配利益,却存在不谨慎或挥霍性开销问题的路径。”[7]

同时,美国税法对违反该原则的行为也设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根据1996年《国内税收法典》§4958的规定,符合§501(c)(3)项下规定的慈善机构(私立基金会除外)、§501(c)(4)项下的社会福利机构或可以归为上述类型的组织,向任何不适格(disqualified)的个人或组织[8]提供了超额利益[9],接受超额利益的不适格的个人或组织、在知情情况下批准或参与交易的慈善机构内部管理人员将受到惩罚税的处罚。接受超额利益的不适格的个人或组织将受到相当于超额利益25%的税金惩罚,若其不能及时纠正违规交易,还须缴纳所得利益200%的税金处罚。在知情情况下批准或参与超额利益交易的机构管理人(包括理事、高级职员、受托人及组织内部其他具有同样权力和责任的人),应缴纳相当于超额利益10%的税金,但最高不超过1万美元。

由此,以公益信托形式运营的慈善组织受制于以上条款规制,除了不得向受益人过度分配利益外,公益信托的受托人也不得利用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谋取私人利益。

其二,灾害救济中禁止私人受益原则的实施及其矛盾

美国“国内税收管理局”(IRS)对禁止私人受益原则的贯彻,典型地体现在其针对慈善团体运用信托资金从事灾害救助活动的规制中。传统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适用于慈善捐赠,主要因为信托法将捐赠的接受默示地视为以信托方式持有。[7]对于信托资金的运用,IRS一贯的立场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灾害发生后的即时救助时期,慈善组织可以不考虑受难者的经济状况即为其免费提供诸如食物、衣服、避难所及医疗救助在内的紧急援助;二是紧急需求满足之后,进一步的救助通常须在事前对受助对象的财务状况作出评价,即进行特定的赤贫或贫困测试(NeedyorDistressedTest)。[10]尤其是在直接发放救济金时,测试受难者的经济状况(如基本生活开支,房贷,婚姻状况,需抚养人数,子女教育支出等等),进而据其特定的需求决定捐赠资金如何分配。这样,贫困测试成为禁止私人受益原则贯彻实施的必要环节。

突如其来的“9.11”恐怖袭击激发了美国人的捐赠热情。据统计,2/3的美国家庭向各种慈善组织捐了款,截至2002年10月31日,35个大型的慈善团体募集了几乎高达27亿美元的善款。[8](p7)慈善组织以公益信托方式持有捐赠资金,捐赠人享有所得税捐赠扣除的优惠,慈善组织自身亦是税法上的免税组织。事件发生一周后,IRS即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书面指导,重申了“禁止私人受益原则”的一贯立场,要求慈善组织不能“仅因为那些家庭是灾难的受害者”就向其发放救助金。结果是“9.11”事件后近两个月,慈善团体已经筹集了约13亿的慈善基金,但是分配给受益人的比例却很少,原因在于这些慈善组织担心未进行贫困测试即向受益人发放救助金会丧失其免税资格。[9]也就是说,以公益信托方式持有捐赠财产数额的巨大与受益人数量的有限性,使得不加区别地分配善款将明显违背“禁止私人受益”的税法原则。[11]于是,慈善组织作为公益信托的受托人陷于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贫困测试的要求导致受益人救助金的发放延迟并因之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另一方面,不进行贫困测试即分配信托资金则面临着因违背禁止私人受益原则而受到税法制裁的风险,真可谓左右为难。

其三,《恐怖袭击受害者税收救济法》的调和

为解决上述矛盾,2001年11月8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TheHouseWaysandMeansOversightSubcommittee)特地举行了听证会。会上,IRS仍坚持其政策立场。此后一周,上议院对其即将提交审议的恐怖袭击受害者救济法案增加了一条修正案,许可《国内税收法典》§501(c)(3)项下的免税组织向由于“9.11”恐怖袭击而死亡、精神创伤、身体伤害、或患病的个人发放救济金时应被视为与构成这类组织免税根据的目的或作用相关,前提是这种支付是采用一种一贯适用的合理客观的准则而善意做出的。IRS最终也在同年11月16日发布的通知中提出了类似的意见。[12]此后,以公益信托方式持有、运营的“9.11”救助基金遵循新法案的规定,除了运用自由裁量权加快分配救济金以外,还将余款普遍用于灾后心理干预、再就业培训等慈善用途。关于信托资金的具体用途通过填报具体的税务表单接受税务机关的审查。

美国税法在赋予公益信托税收优惠的同时,以禁止私人受益原则规制税收优惠的滥用,并规定了违反该规则的税收法律责任,以此来限制慈善组织滥用税收优惠地位谋取私益,确保从根本上维护公益信托税收优惠的正当性。禁止私人受益原则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这便是美国公益信托制度运行良好的税法保障与制度逻辑。

  

三、我国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税法保障的不足及完善路径

我国现今几乎惟一的公益救灾捐助方式是通过国家的法定救助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和特定的中央以及地方机关、团体接受捐赠。但在近几年的抗灾救灾实践中,也开始出现了公益信托的形式。如“5.12”汶川地震后,国内亦有两个信托投资公司随即推出公益信托计划支援灾区教育事业。本文根据公开资料绘制模式图如下:

图1:西安信托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13]

图2:百瑞信托•郑州慈善(四川灾区及贫困地区教育援助)公益信托计划[14]

然而,我国的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缺乏税法支持,容易自生自灭。具体表现在税收优惠法律规定不明确与优惠滥用防范法律缺位两个方面。

第一,在税收优惠方面既存在无法可依,又存在法出多门,有关规定相互冲突等问题

首先,委托人捐赠于非营利组织之外的受托人从事公益事业的税收减免问题无法可依,不利于调动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救助灾区的积极性。我国税法规定了公益事业捐赠人在将财产移转给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时享有税前扣除一定捐赠额的优惠。如《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都规定了个人或企业在进行公益捐赠时的所得税优惠。[15]根据信托导管原理,公益信托的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应视为委托人自己已将相应财产实际捐助给了公益项目或团体,因而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应从委托人的所得税税前列支。[12]也就是说,我国所得税法中对于捐赠的优惠规定可以适用于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但现行税法的税收优惠限定于向非营利性机构或国家机关的捐赠,委托人捐赠于非营利组织之外的受托人从事公益事业的税收减免问题则无法可依。而我国《信托法》并未对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做出限制,第62条仅规定其须经过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个人及组织团体(营利及非营利)都可以成为受托人。目前实践中涌现的案例也是由营利性的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公益信托的受托人。那么,委托人向营利性的信托投资公司捐赠款项救灾赈灾能否享有税收优惠呢?法律对这个问题的沉默必然限制营利性受托人一类的公益信托的发展。

其次,针对公益组织的税收优惠过于分散,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税收优惠法律规定缺失。目前,我国并未出台关于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和个人如何享有税收优惠的法律,相关规定只是散见于国税总局的通知以及税法单行条例中,见表1:

表1:我国现行公益事业税收优惠法规概况

法规来源

税收优惠对象

税收优惠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24号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性基金会,包括推进科学研究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社会福利性和其他公益事业等基金会,对这些基金会在金融机构的基金存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暂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福利彩票用作社会福利基金部分的发行收入征免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1]745号

各级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福利彩票发行收入中用作社会福利基金,并纳入财政预算或预算外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部分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有关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3]28号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非营利机构、各民间团体等在我国设立的代表机构

免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224号,1997年)

第6条

(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2)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3)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4)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

减征或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政务院政财[1951]133号)第4条

(1)军政机关及人民团体自有自用之房地;

(2)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学校自有自用之房地;

(3)公园、名胜、古迹及公共使用之房地;

(4)清真寺、喇嘛庙本身使用之房地。

免纳房地产税

  由上表可知,我国对于公益事业的税收鼓励政策较为零散,对优惠对象的立“法”用语也不统一,且减免多集中于学校、医疗等领域,加之《房地产税暂行条例》颁行年代较早,使得上述诸规定与《信托法》关于公益信托范围的规定存在不契合之处。依照现行有关规定,只有法律授权的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担任公益信托受托人时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营利性的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受托人则不在此列。[16]这不仅无法广泛调动公益信托受托人的积极性,而且会导致同为公益信托救灾赈灾受托人但税收优惠待遇享有不同的问题,令税务管理部门的实践操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第二,防范税收优惠滥用的税收监管法规缺位

如前所述,防止税收优惠不被滥用、激励作用不被扭曲、公益目的不被悖离关系着社会公平的实现,但目前我国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监管尚存在诸多法律问题:

一是公益信托的运营缺乏透明性,税收监管无从着手。公益信托的透明性是其公信力的保证与监管的前提。目前正在运行的西安信托与百瑞信托,无论在公益信托产品,还是在信息披露要求、相关税收政策方面都不甚明确,这使得两大公益信托获得持续性的资金注入支持灾区重建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二是票据使用比较混乱,受托人经营状况难以掌握。一方面《税收征管法》并未规定公益事业主管部门对其许可公益信托设立的情况与税务机关共享信息;另一方面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在经营活动中基本使用财政部门的票据,这些都使得税务部门无法掌握受托人的经营状况,防范、阻止其滥用税收优惠也无从谈起。

三是缺乏对公益信托主体滥用税收优惠的应对法规。公益信托的各类主体都有可能滥用税收优惠为自己谋利益。受托人滥用税收优惠主要表现在其对信托财产及收益分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面,而受益人则存在为获取救助产生隐瞒自己真实纳税能力的道德风险。但目前我国对各类税收优惠滥用的应对法规仍付之阙如。

借鉴美国的经验,笔者认为,排除我国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的税法障碍,可从税收优惠法规的建立健全、禁止私人受益的规制与税收处罚机制的设置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尽快建立、健全公益信托税收优惠法律制度

我国税法应对公益信托从设立、运营到终止环节的税收优惠作出全面的规定,特别是要明确委托人向营利性受托人经营的救灾赈灾公益信托捐款以及营利性受托人经营的公益信托本身享有税收优惠的问题,有力地扶植我国公益信托救灾赈灾事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结合我国实际,借鉴美国的“禁止私人受益原则”

“禁止私人受益原则”一直被美国税务机关用来规制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慈善组织的灾害救济活动,对于我国税法监管公益信托灾害救济中的税收优惠滥用亦颇具借鉴意义。具体来说,这一借鉴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在出台公益信托税收优惠法律法规的同时,明确规定公益信托的受托人不得利用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地位为自己及受托人以外的任何人(个人或团体)提供过多的私人利益。二是在明文规定禁止私人从公益信托中获取超额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灾害救济工作的特点以及公益信托制度的特性,设计出反映公益信托财产支出状况、受助人财务需求情况、服务项目成果、职能费用支出等的表单,由受托人按年度或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报告,接受税务机关的审查。三是为保证灾害救济的效率以及各类灾害受助对象公平地获取援助,应赋予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及收益分配的自由裁量权,由其自主决定救助对象的资格、救助的标准。税务机关只需审查提交的报告内容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滥用税收优惠使私人获取超额利益的情形即可。

再次,设置税收优惠滥用的处罚机制,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

“法律所指向的主体,或者,应该承担法律义务的主体,必然是被强制实施这一法律和这一法律义务的制裁所威吓的。”[14](p368)美国税法在赋予公益信托大幅度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以禁止私人获取超额利益来规制可能的税收优惠滥用,并针对私人获取超额利益的的违法情形设置了相应的税收法律责任。这一方面使得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得以发挥,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应的法律责任设置对税收优惠的滥用起到威慑作用,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技术。就我国而言,目前至少可以在税收法规中作出以下两点规定:(1)对受托人关于信托财产管理与处分的报告,税务机关进行审查时若发现信托财产的用途违反税法关于禁止私人受益的规定,批准或参与违法行为的受托人内部管理人员将接受相当于超额利益一定比例的税收处罚。(2)不符合法定条件、接受超额利益的受益人(个人或组织),需返还所接受的超额利益,否则应缴纳相当于超额利益一定比例的惩罚税金。

  


[1]救灾活动一般可以分为抢险期、复苏期和重建期几个阶段。抢险期“救人为第一要务”的要求使得这一阶段的资金需求通常由国家应急机制解决。而复苏期和重建期的资金需求具有长期性,尤其是灾后重建阶段,据国际经验和调查估计的情况可能长达5到10年,因而需要长期的资金支持。

[2]按台湾学者陈清秀的观点,税捐优惠是指基于财政收入以外的政策目的所谓税捐的减免优惠而言,所谓政策目的通常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保、国民健康等。税捐优惠是否正当合理,通常有如下三项判断标准:一是有助于公共利益,二是须符合比例原则,三是须符合平等原则。公益信托享受税收优惠正是因为其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参见(台)陈清秀.税法总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354-355.

[3]这种情况并非仅是理论设想,同时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建筑材料公司设立公益信托用于灾区重建,限制受托人在项目实施中优先从其采购建筑材料,尽管其产品本很可能是质优价廉的。但是如此实施的结果是,一方面建筑材料公司设立公益信托的公益捐赠可以从其年度应税所得额中扣除,又可以实现产品的销售,应纳税额的减少、产品销售的实现使其获得了双重收益。

[4]该案中,委托人于1728年以遗嘱的方式创设了以救济不特定的6名穷困女人为目的公益信托,除了每年给予其总额为6英镑的资金救助外,还赋予其均等享受特定财产产生的收益的权利。然而130多年后,其中的一些财产价值高达6000英镑,法院此时需要应对如何分配该6000英镑的难题,若将其分配给6名穷困的女人,那么受益人将因获得了过多的私人利益而摆脱贫困地位,违背了信托设立时救济贫困的慈善目的,法院最终适用了近似原则,将6000英镑的财产分配给一所英格兰教会学校,以维护其公益目的。

[5]Treas.Reg.§1.501(c)(3)-1(d)(1)(ⅱ).

[6]该案中,法院认为以将个人培训为职业政治竞选专家为目的的学校并非慈善性的,即使其促进了教育,但其实质上促进了共和党的私人利益,因为该校的毕业生几乎都是为共和党团体或候选人效命的。SeeAm.CampaignAcad.v.Comm’r,92T.C.1053(1989).

[7]UnitedCancerCouncil,Inc.v.Commissioner,165F.3d1173,at1179(7thCir.1999).

[8]不适格的个人或组织则是指在超额利益交易结束前五年内的任一时间,对组织事务有重大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决策机构中有表决权的成员;总裁、首席执行官及其他任何拥有上述权力和职责的人等等);或不适格人的家庭成员;或不适格人拥有的超过35%控制权的实体。

[9]依据§4958(c)(1)的规定,超额利益交易是指在任一交易中,一个免税组织直接或间接向不适格的个人或组织、或为其使用的目的所提供的经济利益,超过了慈善组织获取该经济利益所付出的对价的价值。除了指上述交易中所获利益之外,超额利益还包括不合理的薪酬、福利和财产转移以及分红活动中不成比例的所得。

[10]IRS,DisasterRelief:Prov idingAssistanceThroughCharitableOrganizations,Publication3833(Rev.7-2009).

[11]以纽约市救助牺牲的消防员与警察为例,其家属除了可以领取到包括人身保险金、纽约市政府、联邦政府及司法部发放的死亡抚恤金在内的各项补偿外,还可以获得为救助某些遇难的消防队员与警察的家属而创设的公益信托所筹集的巨额救助金。纽约市因公牺牲的消防队员与警察的遗孀甚至每人获得了高达100万的慈善救助金,并且几乎无需就其获取的救济金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结果甚至产生雇佣金融顾问来帮助受益人打理巨额财富的需求。SeeRobertIngrassia,Police&FireW idowstoGet$2M,WTCVictims’KintoSharein$500M,N.Y.DailyNews,May16th,2002.

[12]IRS,Notice2001-78,Nov.16,2001.通知中规定IRS将视慈善组织对个人及其家庭的救济金发放与慈善组织的免税目的相关,前提是这些支付是运用了客观标准而善意做出的。

[13]资料来源: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http://www.xitic.cn/readnews.asp? id=2486,最后访问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

[14]资料来源:http://www.brtic.com/showproduct.php? id=1756&f id=29,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最后访问日期为2009年10月30日。

[15]参见《个人所得税法》第6条第2款,《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4条;《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1、52、53条的相关规定。

[16]《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93号,其中涉及到税收政策的仅为“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可以争取……税收等管理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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