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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信托


时间:2013-12-23 打印 文字大小: | |
  信托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由信托行为产生,而信托行为源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虽然社会主体在所有互动、交易关系中均需有“信任”前提,但除信托外,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定义中将“信任”表述为“基础”,我国《信托法》开篇即明:

第一条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对比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定义: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合同关系核心是“平等”,要求“对价(cons ideration)”,而信托关系核心在“信任”,要求“良心(conscience)”,这是信托安排(settlement)区别于一般合同(contract/agreement)的关键。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i]而“信托”则是信任最直接的制度表现。因此,本文拟从信托源起的英国和信托发展成熟的新加坡出发,解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信任关系的要素和支柱,以利我国构建信任基础及信托精神。

一、早期英国信任关系的四大基础

虽然在1536年《用益法》颁布后,不被《用益法》承认的用益才逐渐演变为信托,但在该法颁布前和该法的序言中,“用益(use)”“信托(tust)”两个词都经常并列或者混用,[ii]所以在讨论“信任关系”时,将同时基于用益和信托。

早在日耳曼习惯法中,就存在一个人基于特定目的将财产委托给他人的做法,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这种做法成为继承法的重要渊源,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临时占有遗产并将遗产在继承人中分配。[iii]1066年诺曼征服后,随着保有制的确立,法律禁止保有人遗嘱处分土地,但并不禁止当事人在生前基于特定目的将土地委托给他人暂时占有,据1086年《末日审判书》[iv]记载,当时英国已经存在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利益占有土地的实例。[v]但委托人13世纪以前设定的用益(use)主要目的不是规避封建义务,且具有短期性和偶然性特征。[vi]

到13世纪初,随着方济各会(StFrancis)修士团体的到来,英格兰土地长期用益得以发展,因该教派教义禁止修士拥有财产,为维持修士必要开支,信徒将土地、房屋等转让给市政当局,以修士为受益人,这样修士便可直接“使用”而不必“拥有”居住的房屋,在布拉克顿时期,伦敦有许多土地采用这种方式。[vii]在方济各会修士团的推动下,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1327-1377年),将土地以用益方式转让已非常普遍。[viii]

在英国早期历史上发生的用益和信托关系中,从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角度分析,信任关系的来源和基础可分为四类,即亲情、友情、权威和信仰:

表1:早期英国信任关系基础

委托人

受托人

受益人

信任关系基础

个人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个人

亲情

十字军战士

熟悉的朋友

妻、子、姐妹

友情

个人

郡守

国王

权威

不自由保有人

领主

受让人

信徒

市政当局

修士

地产权人

大封建主

自己为受益人

保有人

教会

某个医院或团体

信仰

  

资料来源:新华信托资产管理部整理

这四类信任关系基础中,亲情和友情源于私人情感,权威和信仰源于对第三方特殊身份的尊重和认同。

委托人选择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作为受托人,来自天性中对亲情的无保留信任,而英国历史上十字军东征,使得他们需要为妻儿、姐妹的利益考虑,在没有合适亲属人选时,会推及至熟悉的朋友。

委托人选择郡守、领主、大封建主、市政当局作为受托人,源于对权威人士或机构信誉的信赖,根据委托人判断,权威人士和机构重视自身累积的声誉(reputation),不会轻易违约,投机行为概率极低。而这类人士或机构会接受受托人身份,也与英国当时开放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早在“1086年,英格兰贵族政体几乎被完全取代,导致英格兰人的传统观念同样也被取代”,[ix]也有评论认为,“使得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是它的国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更为特殊、更为有效的某种东西,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贵族与平民间通婚也不觉得有失体面”,[x]所以庞德认为,英国普通法自开始形成时就已超越身份和特权。[xi]而且,英国自17世纪废除世袭领地与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差异,两个阶级的凝聚空前加速,[xii]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促进各等级交往,为英国普遍社会信任奠定了基础。[xiii]

委托人选择教会作为受托人,源于对宗教的虔诚和对教会戒律的信赖,因教会作为神职机构,处理教会事务的人作为神职人员,这种特殊身份和职业容易取得委托人信任。

二、早期英国信任关系的衡平法校正

委托人在选定受托人时凭借静态信任,但在长时期的用益或信托期间,或委托人去世后,信任易发生动态变化,为保护用益或信托设立时的委托人意愿,对信任关系断裂后的校正措施变得尤为重要。早期英国正是由此发展出衡平法以校正和保护信任关系。

即使建立在私人情感基础上的信任亦容易断裂,或者往往建立在私人情感基础上的信任更容易断裂,例如长子为了阻止父亲遗嘱处分土地,承诺自己将来不会独享被继承财产而是将收益分给弟妹,父亲相信这一诺言未立遗嘱而亡,长子继承土地后拒绝支付利益。尽管普通法已于13、14世纪大体建构完成,但根据普通法,用益设计下的受托人完全居于财产所有人地位,委托人对受托人所有权的限制(即为真正的受益人管理土地)并不产生普通法效力,受益人对此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所以无权向普通法院提出任何强迫受托人履行其承诺的诉讼。[xiv]此时大法官就会介入,但大法官并不质疑受托人继承权,仅在普通法长子继承制基础上判决继承人履行承诺的义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这一义务的履行。[xv]

衡平法正是在英国普通法法院僵化、呆板,拒绝使自己适应社会观念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兴起,[xvi]一旦普通法院无法就某些特定个案提供充分救济,国王就可以在常规制度之外行使司法权弥补这一缺陷,[xvii]这种救济并不被视为一项权利,而是源自国王仁慈所给予的恩赐,[xviii]后因该种诉讼数量大增,国王将此工作委托给他的首席大臣——大法官,大法官法院衡平管辖权由此逐步确立,但在衡平法的术语中,原告提起的不是诉讼,而是通过一项请求提出一些事情(matters),主张的是利益(interest)而不是权利(rights),大法官不是做出判决,而是下达一道命令(decree),在命令里他可以要求给一笔赔偿金而不是损害赔偿金(damages)。[xix]

衡平法干预的原则是,“只有当被告良心在某种方式上受到影响时才对作为被告的人发生作用,普通法给原告救济以原告权利为基础,而衡平法给原告救济是因为被告昧着良心做出对原告不利或没有做出对原告有利的事情”。[xx]衡平法院据此建立起信托制度和一系列强制履行信托义务的救济措施,虽然有些人从未接受受托人地位,但是他们却持有财产,而根据良心观念,他们应为其他人持有该财产,此时可认定存在推定信托。[xxi]

这种“良心”概念与早期大法官宗教身份有关,其审判目的在于“实现来到他们面前的被告的灵魂的善,衡平法为此提供救济是防止当事人的罪孽,以拯救良心”,[xxii]亦如詹姆斯一世所说,大法官并不干预普通法院的判决,仅仅是“干预当事人腐败的良心”。[xxiii]

因此,在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时,后者基于良心产生了诚信守信的道德义务,受托人违反信托安排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受益人利益,也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基于这种认识,用益关系仅拘束受托人良心,故早期衡平法上的受托人必须是值得信赖的自然人,而不值得信赖的人(如被监禁的人、外国人等)和法人团体不能担任受托人,因为早期衡平法认为“法人团体没有良知和意识,不能成为受托人”,实践中组成法人团体的自然人以共同受托人身份占有土地,按普通法共同保有制的规则行使权利。[xxiv]

正因有衡平法对信任关系的校正保障,使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长期化,也给予委托人信心,用益和信托机制才得以延续。

三、现代新加坡信任关系的服务和制度环境

信托制度从英国发源后得以广泛运用,早期信托中的“民事信任”开始向“商事信任”发展,委托人也超越熟人和地缘,开始寻找国际化的专业受托人。

新加坡以其优质的信托服务和健全的制度保障,已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HNWIs)的国际领先财富管理中心(hub),超过80%的受托管理资产(AUM)具有国际化来源,[xxv]加拿大皇家银行信托公司[xxvi]提出“五个黄金法则”,来解释高净值人士青睐新加坡信托法域的原因:安全和保障(Safetyandsecurity)、税收(Taxation)、投资(Investment)、政治经济稳定(Politicalandeconomicstability)、确定性及服务资源(Certaintyandresources),[xxvii]这五个黄金法则是新加坡取得众多域外委托人信任的基础。

其中,安全和保障指新加坡司法的独立性和政府的清廉透明,使得私人产权安全有保障。税收方面,新加坡无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也在2008年废除;其商业信托没有资产负债率要求,只要有现金流就可以进行分配,针对商业信托实行多种税收优惠,如投资人买卖信托单位免征印花税;海外人士可以在新加坡设立合格国外信托,只要委托人和受托人均非新加坡公民或居民,并由新加坡持牌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即可享受诸多税收豁免政策,此外,新加坡已与70多个国家签订双边税收协议,便利国际高净值人士进行税收规划。有关投资的黄金法则,主要包含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新加坡投资服务资源丰富,绝大多数世界顶尖资产管理公司都在新加坡设有分支机构;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作为东南亚最大证券市场,截至2013年6月,拥有超过77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xxviii]除股票交易外,还提供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商业信托(BusinessTrusts)、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交易所交易票据(ETN)、美国存托凭证(ADRs)、全球存托凭证(GlobalDepositoryReceipts)、认股权证(CompanyWarrants)、融资融券等证券服务以及衍生品、期货等服务。在政治经济稳定这一项中,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政府长期稳定治理获得肯定,金融管理局(MAS)自2006年开始成为信托业监管部门,对行业开展有效治理,只对服务品质、财务报告、运营控制、经验和从业人员品质达到高标准的主体发放牌照。有关确定性和服务资源,新加坡拥有普通法系的信托法律传统,自1826年引入英国衡平法原则,[xxix]其信托制度也受英国2000年《受托人法》影响较深,可为委托人设立信托提供确定的法律基础,并能在司法中为委托人提供可预期的衡平法和成文法救济;同时,专业人才是信托业发展的必备要素,新加坡拥有一流的信托和法律专业人才,他们在复杂信托结构的设立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

根据以上对“五个黄金法则”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将其归类为服务环境和制度环境(见表2),前者指受托人提供的受托服务质量,后者指信托服务所在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环境。在吸引委托人选择信托设立地时,制度环境是委托人首要考虑的,为委托人初始选择划定区域范围,接着才是衡量受托人或受托机构提供的受托服务专业程度和差异化程度,以最终选定其最“信任”的受托人,并在长期的信托关系中巩固这种选择和信任。在委托人和财富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新加坡赢得诸多海外投资者的信任成为信托中心,背后的信任基础值得我们借鉴。

表2:现代新加坡信任基础


资料来源:新华信托资产管理部整理[xxx]

四、我国信任基础及信托精神构建

我国引入信托制度时间较晚,1913年才首次出现日资设立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1921年前后出现大量专业信托机构,[xxxi]但自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2001年《信托法》颁布、2007年《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颁布到现在,我国信托业仍主要表现为“信托金融产品”。虽然我国《信托法》第三条明确列举了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和公益信托,但目前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应用极少,营业信托也主要以商业投资信托为主,信托制度精髓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取法乎上”,作为信托制度后发国家,在借鉴英国和新加坡信托中的“信任”要素基础上,可与改善社会信任环境相辅相成,培育信托精神;其次开展“顶层设计”,为信托精神的延续提供立法和司法保障;再有在信托公司提供的“信托服务”中实践信托精神,取得委托人的长期信任。

(一)信托精神:从信任到信托

英国信托制度经历了完整的“从信任到信托”的发展过程,其信托精神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当今英国主流信托形式仍为民事信托,个人承受的信托业务量超过80%,[xxxii]信托对其财产法及家庭法影响深远,在遗嘱执行和管理、未成年人抚养和监护方面均涉及信托安排[xxxiii]。英国的信托关系源起于个人之间的信任,更通过信托制度,将信任夯实并渗透到社会环境和文化中。

但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华人社会被普遍认为是低信任度社会,从商品市场(假冒伪劣)、建筑市场(豆腐渣工程),再到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报表造假)、教育学术市场(假学历、论文抄袭),甚至官场(信息数据不真实),国内学者也已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状。[xxxiv]在这样的信任环境下,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无法对其他社会主体形成高度信任,民事信托未有萌芽,而商事信托中的委托人地位更像“金融产品”的购买者,其对受托人的信任更多基于《信托合同》给予的“契约约束”,委托人视信托文件为普通商事合同,仅关注受托人提供的“预期收益”,要求契约项下的交易对价,委托人和受托人在契约约束下建立的是对金钱时间价值的刚性兑付关系,不是基于对受托人全然的信任,仅要求受托人谨慎行事以管理信托财产的信托关系。

为构建我国社会中的信托精神,提高社会诚信度、增强彼此信任,除个人的道德修养,还可以探究人性的外部控制机制。构建良好个人信用体系即是经过实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我国在2013年3月15日施行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就是在此方面迈出的一小步,在个人信用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从“个人信任”到“民事信托”。

在商事信托领域,还应当引导委托人正确认识信托原理和结构,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真正转变为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之间的信托关系,实现从“契约约束”到“信托信任”。

(二)制度保障:顶层设计及信任保护

英国衡平法校正机制及新加坡制度环境表明,信托精神要得以长久延续,离不开制度保障,包括立法的确定性和司法的可预期性。

  一方面,立法的确定性和完备性是信托制度的起点,这是委托人及其专业顾问在设立私人信托时的首要考虑条件。以香港为例,1997年前香港政治和法律前景不明朗,不少委托人转移至离岸信托,因为家族信托规划的世代传承特点、信托架构的寿命,以及财富的国际化特征,都让信托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会迁移到新地点以规避风险。[xxxv]而我国目前信托业存在较大制度真空,如信托登记和税收制度缺乏、保密制度不完备、信托受益权流转制度缺失等,这些不确定性成为取得受托人初始信任最大的障碍。尤其当信托财产不仅仅以现金形式存在、信托期限较长时,这些法律制度上的缺失甚至使受托人没有机会展示专业受托能力以期获得长久信任。只有启动顶层设计,才能为委托人带来立法上的制度信任,给信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机会。

另一方面,司法的可预期性是保护委托人/受益人、制衡受托人的基石。信托关系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核心,在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的极大“信任”,委托人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控制权完全转移到受托人,在面对其他人时,受托人对受托财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leg altitle)和处分权,委托人难以通过私力救济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受托人在这种博弈中处于完全上方,利益诱惑的存在使其很容易打破平衡,使得委托人将自己暴露于极大的“风险”中。如果没有良好的第三方救济和校正机制,这种关系必然会在短期博弈中消失。这种第三方救济和校正机制,保护的不仅是委托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利益,更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早期英国为了维护这种信任,不惜在普通法之外另建立衡平法救济,以纠正制度僵化给人性带来的减损。英国信托制度的发展也表明,只有对受托人课以法定责任,才能对其广泛的权力行使起到制衡作用。英国判例法确立的受托人责任包括三方面,即谨慎、忠实和技能,要求受托人必须像普通的谨慎人一样行事、禁止为自己谋取私利、禁止损害委托人/受益人利益、要求运用与其能力相当的技能等。虽然成文法可以将很多受托人行为标准进行确立,但在具体争议和纠纷中,仍需法院作为第三方独立机构,对受托人的受托义务履行进行司法判断,这种判断应当是独立、公平、公正的,才能对信托当事人各方形成公信力、才能给委托人带来可预期性,正如美国大法官杰克逊(RobertH.Jackson)如此描述美国最高法院:“我们是最终判决不是因为我们一贯正确,相反,我们一贯正确是因为我们是最终判决。”[xxxvi]

而我国目前针对受托人责任履行的纠纷较少,法院处理经验不足,还难以承担起界定“受托人责任”的角色。加之我国信托公司均受银监会牌照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受托人的“责任界定”变成了“风险控制”,对受托人的义务履行过程监控变成了刚性兑付的结果监控。因此,只有当受托人、监管机构,尤其是法院认识到受托人责任履行的重要性,给予委托人明确的预期,才能给委托人带来信任感。

(三)信托服务:创造美好的消费经验和投资经验[xxxvii]

信托公司作为商业受托机构,要与委托人建立起长期信任,需为委托人创造美好的消费经验和投资经验:从接触委托人开始了解其预期,到根据自身专业能力谨慎承诺预期,再到信托期间管理预期,最后满足甚至超越委托人预期,以完成信托服务,赢得委托人/受益人的信任。

“了解预期”需要受托人与委托人充分沟通,通过测试或问卷,了解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风险承担意愿、风险承受能力、收益追求、投资限制等真实预期,在投资类信托中可将委托人区分为保守型、稳健型、均衡型、成长型、积极型等类别,区分不同委托人的预期以匹配相应产品或投资组合。

“承诺预期”需要受托人在目前可预测情况下、在受托人专业能力范围内,对委托人提出的预期作出谨慎承诺,这是整合承诺作出时点的委托人信息、市场信息、受托人信息等综合因素后作出的理性承诺。尤其是在受托人对外宣称其具备的专业技能(skill)基础上的承诺更应该谨慎,因为对其的违反会直接导致违反受托人责任。

“管理预期”要求受托人在信托财产管理期间,向委托人进行充分信息披露,包括信托财产投资前的静态信息、投资期间的动态信息,以及投资完成后的损益信息。在信托财产对外投资前,应当向委托人充分披露信托资金用途、投资方式、预投资项目/金融产品的风险等级、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在信托财产投资期间,应当定期以委托人方便查阅的方式向委托人披露信托财产管理情况,包括投资项目/金融产品的估值、风险变化情况,尤其是在发生预期之外的情况时,及时对委托人进行临时信息披露,并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使委托人得以调整其心理预期;在信托财产阶段性投资完成后,还应当披露投资期间的成本、费用、收益、损失等情况,为委托人的下一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信息。

在一项对全球高净值人士偏好的财富管理服务调查中,即时/临时报告的偏好明显高于定期报告,直接联络和全面沟通的偏好也高于仅通过数字通信提供部分信息,可见,信息的通畅沟通和充分披露,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

表3:高净值人士偏好的财富管理服务

  

资料来源:《全球富裕人士洞见调查报告(2013)》[xxxviii]

“满足/超越预期”则需要受托人利用其信托服务经验和专业技能,通过对信托财产的谨慎、尽责管理,在信托结束时,为委托人/受益人实现预期收益,甚至获得超额回报,圆满完成信托服务。在整个信托服务周期中,委托人/受益人如能获得美好的消费经验和投资经验,“信任”将极有可能再次产生和持续,并在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中形成良性循环。

总之,回溯英国信托的起源,信任的产生基于人们对尊严、荣耀的珍视,以此诚信受托;信任的为继有赖智者基于公正创设的衡平规则对信任危机的矫正。现代新加坡作为信托中心,其信任来源要素虽然更多元,但也无外乎受托人提供的服务值得信赖以及制度环境稳定、可靠,在必要时可提供预期内的矫正机制。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人们基于信任设立信托,用信托表达信任。在当下中国,我们回归英国、解构新加坡,期冀建立最朴素的情感、培育我们缺失的信任土壤。届时,才会出现真正的信托——委托人有机会用信托来表达信任,受托人也视信任为荣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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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TheAsianGateway:SingaporeExchangeAnnualReport.2013.

[27]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Domesday_Book.

  

[i]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59页。

[ii]余辉:《近现代英国信托法律制度的确立》,《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122页。

[iii]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297页。

[iv]即DomesdayBook,完成于1086年,正式名称为《土地赋税调查书》或《温彻斯特书》,为英王威廉一世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编,以便收取租税、确定封臣义务。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Domesday_Book.

[v]F.Pollock&F.W.Maitland,ThehistoryofEnglishLawbeforethetimeofEdwardI,Vol.II,Cambr idgeUniversityPress,1978,p.234.

[vi]见前注,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的考察》,第297页。

[vii]E.Jenks,AShortHistoryofEnglishLaw,3rded.,London,:Methuen&Co.,1924,p.99.

[viii]K.E.Digby,A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theLawofRealPropertywithOriginalAuthorities,5thed.,London:TheClarendonPress,1897,p.318.

[ix][英]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商务印书管2006年版,第101页。

[x][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5页。

[xi][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xii]见前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4页。

[xiii]魏建国:《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再认识》,《北方论丛》2008年第5期,第101页。

[xiv]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第3-4页

[xv]见前注,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的考察》,第312-313。

[xvi][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xvii]J.H.Baker,AnIntroductiontoEnglishLegalHistory,3rded.,London:Butterworths,1990,p.112-113.

[xviii]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秋季卷,第327页。

[xix]见前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第323页。

[xx]F.H.劳森、B.拉登:《财产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xxi]见前注,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54页。

[xxii]SirW.S.Holdsworth,AHistoryofEnglishLaw,Vol.5,,London:Methuen&Co.Ltd.andSweetandMaxwell,1945,p.222.

[xxiii]TheKing’sOrderandDecreeinChancery,Cary132,21Eng.Rep.65(1616).

[xxiv]见前注,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的考察》,第304页。

[xxv]HilaryMay,GrahamHuelin,TheRiseofSingaporeasaTrustJurisdiction,RBCWe althManagement.

[xxvi]RBCTrustCompany(International)Limited,andRBCTrustCompany(Singapore)Pte.Ltd.

[xxvii]Seeabove,HilaryMay,GrahamHuelin,TheRiseofSingaporeasaTrustJurisdiction,p1-2.

[xxviii]TheAsianGateway:SingaporeExchangeAnnualReport2013,p7.

[xxix]AlanBinnington,LionelChoi,SingaporeComesofAgeasaTrustJurisdiction,RBCWe althManagement.

[xxx]Seeabove,HilaryMay,GrahamHuelin,TheRiseofSingaporeasaTrustJurisdiction.

[xxxi]《信托基础》,中国信托业协会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2012年12月出版,第47页。

[xxxii]施天涛、周勤:《商事信托:制度特性、功能实现与立法调整》,《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第120页。

[xxxiii]见前注,余辉:《近现代英国信托法律制度的确立》,第126页。

[xxxiv]见前注,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第59页。

[xxxv]KPMG&香港信托人公会:《香港信托业:跨行业透视(2013年6月)》,第54页。

[xxxvi]Wearenotfinalbecauseweareinfallible,butweareinfallibleonlybecausewearefinal.Brownv.Allen,344U.S.443.

[xxxvii]本部分内容参考许耀旂:《财富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WAR)演化分析》,2013年11月8日,第12-20页。

[xxxviii]由凯捷、RBCWe althManagement、ScorpioPartnership联合发布。